当今社会是新型“熟人社会”的孕育成长期，在“熟人社会”下，具有诚信特质的质量元素将获得难得的生存、成长环境，质量要素籍此跳出“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方式，赋予了显性作用的符号特征。因此，如何抓住机遇将质量信号科学、高效传递出去应成为当前质量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诚信是“熟人社会”的本质特征
尽管没有任何一部经济学著作明确表述诚信环境的形成与“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有必然的关联，但仔细研究中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可以从中找到其牵丝挂藤、千丝万缕联系的必然。
我们一般认为，西方社会的诚信基础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时期形成的契约精神，且经历了中世纪欧洲城邦制、领主政治后逐渐演化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人文基因和文化特质。分析古希腊文明和中世纪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难发现，因为交通和治理体制的限制，这两个时期的商品交换首先是在其区域内部进行的，规模较大的、远距离的商品交易则多以某种形式的集体来承担，交易来的商品仍然在其区域内消费。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这种现象：“在长时间内，只能在邻近地方，而不能在其他地方，销售其大部分生产物。”这种情况中外皆然，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直到蒸汽机发明后才真正意义上被改变。之所以在古希腊催生了早期的商业文明，正是因为古希腊人借助其三面环海的独特地理优势以其居间人的整体信誉与其他地中海周边国家进行交易；中世纪的欧洲则由于封建城邦、领地的分割，辖区外的交易多是在各城邦、领地间以集体信誉为担保进行的（这里不排除如威尼斯人、美第奇家族等个体商人的存在）。
从经济学上讲，彼时的社会即为“熟人社会”，在那样的环境下，买卖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是相对对称的，买方具备较为方便的对所交易商品进行追溯的条件，卖方隐瞒商品质量等信息的欺诈冲动被遏制；且由于人员流动性小、相互熟悉，保证了“经济人”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学意义上“社会人”因素的制约，从生产到销售、特别是售后环节，任何失信行为都有可能带来道德和经济上的双重失败和可预见的市场淘汰。
“陌生人社会”的诚信危机
工业革命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生产力提高、交通快捷带来的商品丰富、交易成本降低使得交易频次极大提高、交易空间无限扩大，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转型到了“陌生人社会”。
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在《美国法简史》中指出：“在当代世界，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我们从未而且也永远不会谋面的人的支配。我们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我们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情况。”这段话也间接说明了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彼此关联几率急剧降低，人们之间陌生的几率扩大，买卖双方信息获得不对称性、交易行为不确定性加大。市场行为逐渐成为一种所附其他社会成本较低的单向行为，陌生的环境使得失信、欺诈、造假等风险成本越来越小，诚信体系不断经受着挑战。这一现象对于以道德约束为诚信基础的中华文明而言冲击就更为严重。
尤其在质量领域，质量信息难以正确、有效传递，质量失信行为增多，因难以及时惩戒质量欺诈，甚至出现了普遍的社会性质量漠视，导致高水平的质量供给搭不上市场需求的“天线”，工匠精神缺失；质量领域“劣币驱除良币”现象突出，企业家精神难以形成，质量功利主义盛行，部分企业或主动或无奈转向短期逐利，社会质量创新动力显著不足。
“熟人社会”迫切需要质量信号传递
在经历了“陌生人社会”带来的种种伤害后，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诚信的环境既能放心保障生理性、安全性等低层次需求，又可随心满足自我尊重、自我实现等较高层次需求。
幸运的是，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和自我修复。当下，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控制技术革命使得“空间”概念被重新定义。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地域不再广袤，世界变“小”了，彼此之间被全方位串联起来，关联越来越密切，个体在任一地的任一失信行为又变得易于捕获、可追溯，市场上的个人机会主义被压制，失信成本加大，新型“熟人社会”重新形成。
而此时，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质量信息可以对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深度感知，可以通过人、物间互联进行多维度交流，可以利用质量数据驱动带来精益生产和智能服务，质量信号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可测、可得、可见、智能处理。社会对兼具安全和发展属性的质量元素需求变得异常迫切。这就为质量工作的价值体现提供了绝佳的机遇。而我们要做的是要将这些质量元素显性化，通过一定的形式向相关方进行有效传递，从而全方位体现产品全寿命周期、全产业链、全溯源链、全系统性的质量存在，为市场提供更加精准、快速、泛在、柔性的服务。
实现质量信号的有效传递，核心是在市场上形成技术可靠的质量信息测量、信号传递市场主体，建成以具体产品为单元、以行业产品为集成，提供社会化、差异化服务，彼此互联互通、共用共享的智能质量信息数据网。欲达成所愿，必须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为此，政府不能做 “守夜人”，要通过规制一方面引导相关方释放质量信号，一方面对质量失信行为进行惩治，必要时政府应建设相应的质量检测实验室、搭建质量信号传递平台提供公益性服务；同时政府也不能成为“利维坦”，要切实简政放权，将选择权归位于市场，保障市场对参与质量信号传递主体资源配置的作用，发挥行业组织、独立第三方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和质量信用机构、质量主体等各方作用，满足社会的质量获得需求。